从“⼼”改变未来|对话未来 04 Sohail Inayatullah（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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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不是⿊天鹅！|对话未来 04 Sohail Inayatullah（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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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从“心”改变未来|对话未来 An interview with Sohail Inayatullah
15岁受到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影响关注未来，
40年前就开始研究人工智能未来趋势和机器人权益，
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首位未来学教席，
与亚太17国政府高层探讨国际和地域未来发展，
开创了未来学研究理论的CLA模型，被学术和商界广泛采用….
这一次，我们对话未来的嘉宾是全球知名未来学家Sohail Inayatullah教授。
Sohail Inayatullah教授是全球知名未来学家、政治学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位未来学教席(UNESCO Chair In Futures Studies)、Causal-Layers Analysis (CLA)理论奠基人。被Shaping Tomorrow Foresight Network授予未来学家终身成就劳伦斯桂冠奖。主笔或参与编辑的书籍多达35本，他的内容曾被收录到《麦克米伦未来大百科》中。
2019年9月，我们受到未来学家Sohail Inayatullah教授的邀请，参加在泰国曼谷举办的亚太未来学联盟大会APFN( Asia-Pacific Futurist Network)，并发表主题演讲《中国年轻人眼中的未来》 。
APFN是Sohail教授发起并推动的一个国际联盟，专门促进国际组织、政府部门、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中的未来学家，对未来议题展开前沿探讨以及方法论的切磋交流。正因为这样的机缘，我们独家采访了Sohail教授。
未来学家俱乐部的三位发起人和Sohail教授在大会现场的合影
新年伊始，我们将通过分享Sohail教授的洞见，为你照亮通向新一年的未来路径。
或许你会好奇：
- 什么是未来学家？何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未来学教席？
- 是什么促使他在1983年撰写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权益的论文？
- 40年来推动未来学发展和商业战略远见的持续动力是什么？
- 如何看待未来学家经常面临的误解和质疑？
- 成为未来学家，需要有哪些好习惯？
FC（未来学家俱乐部）：首先，您对“未来学家”的定义是什么？您会称呼自己是未来学家吗？
SI (Sohail Inayatullah教授)：“未来学家”有诸多的定义。一种广义的观点是，每个人都是未来学家，因为我们都对思考和预判明天。狭义上，未来学家特指那些具备未来学理论和实践的人，更符合我个人的定位。我一共出版了三十多本关于未来学理论的书以及相关的期刊。在战略远见的实践方面，我的目标是让人们更清晰地思考他们想要的未来。当房间里有人开始争论，我从不点评谁对未来的预判是对或错的，因为那不是我该做的，我们作为未来学家的角色更多是以问题启发的形式让参与者学会质疑已有的假设，从而找到一个长期的、共益的未来方向。从这个维度上看，我肯定会把自己称为未来学家。当然，我鼓励大家去掌握双重知识。如果设计是你的专长，那么你可以成为设计师兼未来学家；如果你是个工程师，你可以成为工程师兼未来学家，这并不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
FC：在您的个人介绍中，我们注意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未来学教席“，如何理解这一职务？
SI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和普及各个学科的相关知识，而设立了教席一职。每个学科的教席则负责统筹这些知识。我作为未来学教席，重点负责包括中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夏威夷和东南亚等亚太国家和地区。前段时间刚好亚洲发展银行邀请我作为顾问，到北京为政府部门提供未来教育有关的战略共创工作坊。参与者们都希望推动体制教育的创新，他们使用的比喻令我印象深刻，这也是我在2019年最棒的经历之一。
图片来源：UNESCO官网
FC：以未来学家和未来学教席的双重身份，您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SI：如果用植树打个比方，在第一阶段，当我刚获得博士学位、成为这一方面的专业人士时，我做的事主要是“播种”。我在布里斯班（澳大利亚）、曼谷（泰国）以及新加坡等不同国家和地区都播下了未来学的种子。接下来，第二阶段做的事是培育小树，我会一遍又一遍的回到这些地方，并且发展不同国际组织和政府部门的战略远见能力，比如，国际执法组织、城市规划、司法、生物安全部门、火灾和紧急服务部门等。最初的种子发芽变成了小树，许多人都成为在战略远见和创新领域的先锋。这些小树的茁壮成长源于持续不断的研讨交流和实践，以及像亚太未来学联盟（APFN）这样的支持系统。到了第三阶段，我的使命是创造一片森林。既然是森林，我不再需要关注谁是森林里最拔尖、最聪明的树，但是我们仍要保证这个森林不会受到破坏。对我来说，我的终极目标是让这片森林一直生机盎然。有的树是小树，就和你们一样；有的树是年长一点的大树。而我需要做的是确保所有人都有充足的水源，给他们灵感、知识、拓展的视角以及一个不断在实践的社群组织。
今年的APFN大会主题为“共享繁荣2030”，将在9月于马来西亚举办。（图片来源：MyForesight）
FC：您是如何开启未来学研究生涯的？可否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个人故事？
SI：我个人的成长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从巴基斯坦、印第安纳、纽约、马来西亚、曼谷，一直到夏威夷，这些经历让我目睹了地域文化有其狭隘的一面，人们只认同他们自己的价值观。而我很幸运自己从小有机会见识如此多元的价值观。很快，我就意识到如果想要一个更好的未来，我不能只沉浸在一种文化价值体系中。我还意识到，许多问题不是只有小小的改变就能解决的，我们需要在整个系统上解决问题。我17岁那年在夏威夷大学上过Jim Dator的未来学课程。当时听到了机器人学、社会变迁及相关理论，这些改变了我思考世界和理解未来的方式。后来，我本科主要学习社会变迁，然后硕士是关于未来学。之后开始实习，并在接下来的十年都在夏威夷司法部门工作。
右三为Jim Dator，美国夏威夷大学未来研究中心总监、教授，也是Sohail教授的老师。
(图片来源：网络)
有趣的是，我早在1983年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关于机器人的合法权利的。那时，我们好奇如果法官被机器人取代，将会发生什么？如果AI机器人可以执行刑事审判，法官也许会成为哲学家，那么我们如何将一部分重复的、不那么核心的工作移交给AI机器人？另外，我的论文里也试图探讨：如果机器人拥有像猫和狗一样的权利，我们的世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关于未来司法的前瞻讨论引发了这个领域从业者的极大关注，到了1992年，美国司法部资助了32个州的司法部门开展前瞻战略研究。
FC：您是如何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预见未来AI和机器人的可能性？
SI：我的“未来信号”来自于15岁时看的一部改编自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著作的科幻电影。在电影里，有一对情侣在柔美的背景音乐下牵手，他们周围还有美丽的树。你会觉得，哦，多么浪漫美好的画面啊。直到他们转过身来，观众们才发现这对情侣是对机器人。这一幕震惊到了我。
图片来源：Bill Mayer
FC：您从事未来学研究工作已超过40年，这里源源不断的动力是什么？
SI：未来学一直都很引人入胜呐！这里有三方面的主要因素。首先，坚持学习。每周我都会研究最前沿的科技并思考接下来要发生什么。比如，今年的方法论培训课（Sohail教授的未来学曼谷培训工作坊）上我就从一位新加坡未来学家那里学到了食物的地球工程改造。我之前从没想到过这样的解决方案。我们知道气象的地球工程改造是什么，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改变土壤来种植新的农作物。
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帮助他人从“心”开始改变。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的未来学家？你需要深刻理解你的人生故事，我们内心的隐喻塑造了我们是谁。在大部分我的工作坊结束之际，我看到不少人或潸然泪下，因为工作坊启发甚至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在今天的课堂上，一位来自曼谷的未来城市规划专家特意邀请他的夫人来参加，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上课了，我相信正是因为他自己内心的巨大变化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并且带上夫人共同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和人生旅途。
我继续给你们讲个故事吧。我很喜欢跟小孩一起玩，有一次我为7个12岁左右的小朋友主持了2小时长的战略共创工作坊，带领他们用CLA模型思考问题。我先问这些孩子：你们觉得2030年的世界会怎样？你那时会在做什么？我最喜欢的答案是一个孩子说她会在2025年成为“彩虹糖豆公司”的总裁。之后，我问她：你对你目前生活的比喻是什么？未来的“彩虹糖豆公司”的总裁说，她的比喻是“她只身在一个房间里，窗帘全都拉上了”。她的朋友们听完就哭了，边哭边说：“你想成为一个总裁，但是你现在的生活像一扇关闭的门。” 我接着问：这个故事告诉你什么？她立马就理解了——这个故事代表着失败。接着她的朋友们告诉她：他们都爱她，但是为什么她没有和他们心连心呢？然后七个孩子都哭了，非常震撼。我一边安慰他们，一边给她建议：“你的愿景很美好，但是你的故事却存在落差。那有没有更好的故事呢？”她说：“让阳光照进来吧。”然后我说：“这句话战略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是你的新故事，那你会在哪些地方做出改变？”有人说她数学很好，有人说她科学不错。作为一个总裁，不仅需要技术层面的知识，还要有互助合作的情商。他们都明白了这一点，最后互相拥抱。给他们带来这样内心的变化，让我感到幸福和满足。
第三个因素是影响力的善用。我从20岁开始一直在做学术研究，建立未来学研究的理论并刻苦学习。40年过后，随着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发展银行、各国政府、教育系统，以及跨国非政府组织展开的工作，个人影响力也随之显著提升，这样可以帮助身边更多的个体和组织。人们想要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他们想要工具和方法来创造这样的世界。
FC：也有人对未来学家表示质疑，他们可能觉得未来学家只会狂言乱语，您对此怎么看？为什么未来学家会有这样的负面名声？
SI：这是个残酷的现实我们不得不面对。在上世纪80年代，我刚开始做未来学研究那会儿是很难的。1989年，柏林高墙坍塌了。这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曾经以为不会变的事都将发生改变。接着我么看到了更多的证据以证明世界在变化：苏联解体，基因工程启动，互联网普及，亚洲四小龙崛起，随后又有亚洲金融危机，9/11事件，中国经济腾飞…这些都在20年内发生了，世界在迅速改变着。正因如此，未来学研究和战略远见能力变得必不可少。
对于那些收到负面评价的未来学家，他们做错的地方可能来自几个方面。第一，他们预测结果：这会发生，而且我肯定是对的。第二，当他们与别人合作时，他们会说：你错了，我才是对的。第三，他们不会使用他人的语言体系并触及他们的人生故事，从而并未真正理解对方。
在我个人的工作习惯里，我总是会去问每个跟我合作的人：你是谁？你需要什么？你个人/所在组织的核心故事是什么？当一个团队邀请我去做战略共创工作坊时，我会问，你们想要参与者在下午5点离开会议室前学到什么。不同企业、机构和组织的需求千变万化，我会用他们的语言和故事跟他们一起工作，这跟告诉你的合作者“我有答案，你没有”截然不同。
FC：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何成为一名出色的未来学家？
SI：首先是方法论，要是没有系统方法论和思考框架的支持，你会很容易落入夸夸其谈抑或是奇闻逸事。因此，你需要良好的方法论基础并使用你喜欢的思考工具。其次，对我来说，是通晓历史。我并非中国话题的专家，但我读过司马迁的《史记》。你需要会读书，并阅读不同国家和文化的经典著作。我和Johan Galtung写了一本关于宏观历史的书，里面梳理了不同文明里时间和空间的核心规律。这个方法帮助我们从不同文化的视角窥见一个长期的未来。第三是引导的能力。引导是未来学家很重要的技能之一，因为关于未来的讨论通常很有挑战。我们需要给参与者足够的包容和空间可以探讨未来的不同可能性。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要学会如何灵活地应变不同的环境和挑战。
FC：作为一个未来学家，您的一天通常是怎么度过的？
SI：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内心的部分，我真心觉得冥想是非常重要的。冥想的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掌握呼吸和慢下来的本领。因为所有事物都在改变，我们则更需要保持稳定，不能惊慌。我们的大脑需要慢下来。慢思考意味着我们可以看清规律并连接碎片，伴随着冥想大脑的规律识别能力也会逐渐增强。我已经冥想四十多年了，我的建议是你不需要特别用力地去冥想。冥想就像是给你的大脑冲个澡，帮你用新的方式领会这个世界。第二部分就是你需要看清楚接下来会发生的事以及可能的黑天鹅事件。这也是我们需要日常锻炼的远见能力。当别人看不见时，我们能够看见。
下篇
新冠疫情不是黑天鹅！|对话未来 An interview with Sohail Inayatullah
此次新冠疫情并非黑天鹅事件，而是长期潜在问题累积而引发的危机。除了应对当下疫情之外，更重要的是去反思：如果未来新冠病毒的再次爆发仍是可能的，我们该如何预防并提前制定相应措施。
当新冠疫情爆发时，我们向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未来学家请教他们对此次疫情的看法。Sohail教授便是其中之一。他从十年前便开始关注流行病学的研究，并预判新冠病毒爆发可能性一直存在，只是具体时间难以预测。对于未来，他认为我们必须从消费主义中反思我们的饮食结构和来源，以及从城市设计上如何在人类和动物之间保留缓冲地带。
访谈亮点：
- 未来学中的远见(Foresight)跟预测(Forecast) 有何不同？
- 如果要给思考未来一个时间框架，那会是几年？
- 善于运用战略远见的企业为什么可以有高出平均33%的更好表现？
- 为何新加坡总理办公室会下设一个战略远见研究所？
- 中国在下一个发展阶段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FC（未来学家俱乐部）：作为联合国未来学教席，您是否可以从专业角度帮我们理解“未来学”、“远见”和“预测”这几个概念的差别？
SI (Sohail Inayatullah教授)：未来学(Futures Studies)就像是一把巨大的伞，其伞盖下包含了理论、方法、实践以及个体的变化。它的定义很广泛，指向的是长期的未来，关于想要的（preferred)、可能会发生的(possible)、合理会发生的（plausible) 以及极有可能发生的(probable)的未来，以及这些未来可能性背后的世界观和隐喻。
未来学的两个重要概念：远见 vs 预测（原图来自于Dune & Raby）
远见（Foresight) 相对而言更为具体些，它指的是获取关于未来的预期和展望（又译为“预判”）。
每一个地域的传统文化里都有关于远见的表达。在马来西亚，有句谚语说的是Sediakan payung sebelum hujan （意思是：下雨前把雨伞准备好）。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常说A stitch in time saves nine (意思是：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在中国，我相信也有很多类似的文化习俗。例如，阴历和24节气反映了农民对于未来的预判。
图片来源：win4000.com
另外一个概念是预测（Forecast)。 这个概念会更狭义和具体。比如，股市将在一年后达到三万点，或者为残疾人服务的机器操控台在未来七年内将变得更加普及。
预测是单一的、线性的、具体的，
远见则是看到不同未来可能性的能力。
战略远见是在既有条件下的优化；变革远见则关注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以及适应变化所需的自身改变。
FC：在商业实践中，未来学是如何被应用的？
SI：在商业的语境中，人们通常会使用战略远见(Strategic Foresight)这个词。不过，我个人主推并擅长的是变革远见（Transformative Foresight)。战略远见是你拿到你认为想要的；变革远见可能则是要改变自己。企业高管们更偏好战略变革远见，因为他们希望先改变自己。
自我的隐喻：过去 vs 未来
我在战略远见培训中遇到过一个总裁，我们一起用CLA模型（点击跳转了解CLA模型）去分析他个人的内心变化。我问他，你碰到的问题是什么？他说：每次他带着预先的设想参加各种会议，但参会时他总会因为层出不穷的陌生话题感到焦虑甚至迷茫。
我说，好吧，这个问题如果做个比喻的话，你的比喻会是什么？他以打网球为比喻：他本来很擅长在草地球场上打网球，现在当他要去一块新的球场打球时，他不确定那是什么类型的球场，是草地还是泥地，也不确定击球的速度是快还是慢。世界正在在变化，他有点应接不暇。
那么，对他而言，“战略”是指优化在草地球场上的打球效率，而“变革远见”是指他能适应在不同的球场上打球。为了改变自我，他找到的新比喻是“一个能在多样化球场打球的人”。
接着我就说，这个比喻可以带你到2030年，到那时你会是谁呢？
他说，他会变成一个教练，并且打球更多是为了休闲放松、提升技能、改变规则、找寻人生挚爱。我说，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想法？他继续说到，当他五岁时，他就很纯粹地享受打网球的乐趣。长大后作为一名企业的管理者，脑子里却总是在想如何为企业赚更多的钱。
这便是区别。战略远见是在既有条件下的优化；变革远见则关注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以及适应变化所需的自身改变，比战略远见更为深刻，于我也更有意义。
图片来源：123RF.com
FC：未来到底多遥远？如何定义合理的时间范围去思考未来？
SI：思考未来的时间框架得按不同行业有所区分。一个城市级别的战略远见项目大约要看未来30-40年，因为建筑师们告诉我重建所有建筑需要40年。在医药领域里，产品创新一般需要12-15年的时间。对于小型的初创企业，通常时间会更短些。当然如果看得太远，你的同事或客户会觉得他们无法带来影响；如果看得太近，比如6个月内的计划，则更多是执行安排，你需要的是旅行社，而非未来学家。
通常来说，未来学家会看7年，或15-20年的未来。
FC：在您的新书《亚洲2038》里，您讲到了未来3000年的亚洲，那这个时间范围的意义是什么？
SI：下一个千年的未来是为了喜欢未来理论以及宏观历史的人准备的，尤其是对于未来充满憧憬的年轻人。而对于企业决策者来说，3000年意味着天方夜谭，或者遥远、不切实际的科幻创作。对于大部分组织而言，去看未来10-15年的战略远见是有必要的，否则可能会因为太远显得无关紧要。
对未来有准备的公司其盈利表现通常高出市场平均水平33%。
FC：作为一个与政府首脑、组织和企业高管们合作多年的未来学家，您如何评估未来思维之于他们的价值？
SI：未来思维的第一个价值是降低风险。如果我们做未来的情境规划（scenario planning)，实际上就是在减少决策失误的风险。
第二个价值是通过关注边缘创新发现新的商业机会、新市场以及新产品。未来不仅仅是优化，它更需要我们突破现有的思维框架。
第三个价值是树立愿景。一个没有愿景和目标的人，其实是很可怜的，国家亦如此。如果你是一个贫穷国家，只关注眼前水和食物等基本问题。当你变成一个发达国家并有希望在接下来的100年里繁荣发展时，最好有一个清晰的愿景。
此外，我们也注意到来自法国未来学家René Rohrbeck的研究成果：善于利用战略远见且对未来有准备的公司其盈利表现通常高出市场平均水平33%。
未来远见能力不同的公司在盈利表现上的差异。图片来源：Corporate foresight and its impact on firm performance: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by René Rohrbeck, Menes EtingueKum
FC：“战略远见”在亚洲各国的发展和应用如何？
SI：在亚洲，我们看到不少政府部门运用未来思维和战略远见的案例。以新加坡为例，他们的总理办公室下设有Center for Strategic Futures (CSF)。我问这个部门的人，为何新加坡在国家层面如此注重未来布局。他们说，新加坡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他们的竞争力在于大脑和微笑，即远见和服务：远见的能力带动了创新，微笑提升了服务。
此外，马来西亚有相应的政府部门，叫做MIGHT (Malaysian Industry-Government Group for High Technology)；泰国政府的科技和科学部下设NIA (National Innovation Agency)，柬埔寨政府正在做未来50年的愿景和规划。缅甸政府也在做类似的尝试。
FC：您跟亚洲开发银行（ADB）有很多合作，是否方便分享一下ADB如何在组织外部推动战略远见呢？
SI：四年前，亚洲开发银行派了两位高管来上我的战略远见培训课。上完后，他们觉得醍醐灌顶。接着，他们邀请我去为ADB的高层们上3天的课程，同时我给他们做了关于知识未来的主题演讲。高层们在上完课程后，突然意识到他们需要重新思考ADB的投资策略——从基础设施建设的借贷到知识建设的赋能。
一方面，发展起来的国家借钱借的少了，因为他们逐渐变的更富有了，因此ADB需要改变他们对银行和对钱的看法。他们创新部门的领导目前的工作重心就是将ADB转型成为一个知识银行。也就是说，如果国家能开始重新思考知识，比如，我们该从哪里获取知识，他们就想到去找ADB。
目前，他们在不同国家都开展未来思维和战略远见的工作坊，目的是与每个国家、每个城市中最优秀的、最聪明的人建立合作，从而创造一个更好的亚洲。 ADB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过去的经验到现在仍然适用，那非常棒，至于它是过去的或是现在的并不重要；但如果过去的策略不再奏效，那我们何必执着于它？
战略远见的价值在于帮助我们找出不再适用的地方，从而进行改变和颠覆。
图片来源:khmertimeskh.com
FC：您跟中国政府、企业、大学是否开展过战略远见相关的工作？
SI：几个月前，亚洲开发银行邀请我来到北京，与中国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的官员们共同探讨教育的未来。这只是推广未来思维和战略远见的第一阶段，现在我们在等下一阶段的合作。另外，蚂蚁金服是我合作的第一个中国企业，当时是在香港的三天战略远见课程。
同时，我也在台湾淡江大学任教，这门课程在80年代引进的。1986年，未来学本科课程第一次开课；2000年，学校开设了研究生项目。未来学课程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在过去20年内，约8万名学生学习了这门课程。
中国将要超越西方，那时中国对整个地球和人类的愿景是什么？
FC：您如何看待战略远见对于中国的价值？
SI：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为什么中国需要通过战略远见实现腾飞。旧的模型是追赶西方，然后一旦追上了西方，接下来要做什么？这就像是参加一个跑步比赛，你赢了，现在你干什么？只是回家睡觉吗？你在追赶上后需要一个新的愿景和目标。
中国将要超越西方，那时中国对整个地球和人类的愿景是什么？2050年，中国将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会，成为发达国家。那么接下来呢？2090年的目标又是什么？一带一路倡议带来更广泛的经济繁荣，但仍停留同一个模式里。
战略远见对于中国的价值在于提升跨越式腾飞的可能性并找到新的愿景和目标。
我们的盲点通常在于看不见真正推开或排斥的东西。
FC：在您看来，思考未来的挑战是什么？您有什么建议？
SI：你试图压制的东西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反弹，你试图推开的东西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回来。这在我有生之年的经历里是个颠簸不破的真理。所有我认识的20多岁的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会把一些东西推开，但是到60多岁就与这些东西共同生活。盲点是其中的一个障碍，因为你通常看不见你真正推开的东西。比如，我和我的朋友在20多岁时会忽视市场经济，因为我们不懂市场经济。现在50多岁的我们正生活在市场经济中，所以这就是我们被推回来的东西。
我不知道你的“回推/反弹”会是什么，但这里有个关键的问题值得思考下：我们现在舍弃了什么。
FC：您的新书《亚洲 2038》简体中文版计划什么时候发布？
SI：这本书的英文原版2018年就发布了，韩语版预计2020年一月会出。简体中文版的翻译也快结束了，我们现在寻求合适的中国出版商，希望这本书可以很快在中国出版，也希望中国读者会喜欢这本书。未来，我也期待在中国引进更多关于未来思维的学术类书籍，同时把战略远见工作坊推广到更多的企业、组织和个人。